民国大师？汉奸罢了

80多年前，胡适在北大宣扬“抗战必亡国”，挨了学生一顿痛斥之后，抱头鼠窜。

80多年后，却有许多大学、学者在为这个“公知鼻祖”扬幡招魂，誉其为“民国大师”，颂其有“文人风骨”。

扯呢？

但凡使他手握生杀大权，估摸能比汪精卫更会卖国。

胡适，是洗不白的。

在宋子文给蒋介石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适之（胡适）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日军侵占了东北之后，胡适的意思就一个：反正东北已丢，我们又打不过，不如成人之美，将东北送给日本人，并承认伪满，如此便可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么？

以割让领土的方式谋求“和平”，这叫和平？这叫“在和服面前跪倒躺平”还差不多。

文人风骨是什么？

文人风骨，可以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可以是敢于针砭时弊、鞭挞丑恶的浩然正气，可以是两袖清风、超然物外的不同流合污，但绝对不是哈巴狗式的谄媚与卑怯。

胡适，有什么文人风骨？

1937年8月6日，就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胡适给蒋介石去了信，开头第一句便如此写到：“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其陈述的三条理由中，第一条就是“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侵略者已经将屠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胡适却仍以如此令人作呕的姿态，站到亿万惨遭蹂躏的国人对立面。

这是民国大师？这叫“跪舔大师”还差不多。

胡适陈述的第二条理由，便是：“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日本确实也遭遇了大萧条，经济困难也是真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要对中国进行掠夺，才要将数百万的日本人作为开拓团移民东北。

胡适大概觉得，日本人也不容易，可他为何又没想到日占区的中国人同胞，他们难道就容易么？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华夏大地，难道就容易么？

胡适陈述的第三条理由，则是：“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怕输，所以不打，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

换句话说，胡适不想站着死，他要跪着生。

所以，他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说来说去，胡适从九一八事变说到七七事变，反正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不要东三省，就是要承认伪满洲国。

如此奴颜，偏要冠以“壮士断腕”的成语。

只能说，腹中有墨就是好，用起词来恰如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

对于日军在华北的种种暴行，胡适在信中将其原因归结为：“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洲也。”

人家搞我们华北，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东北，是因为我们没承认伪满洲国，所以他们很有意见他们很不高兴。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被别人侵略了，我们被别人打了，我们需要反思。

这样的逻辑，这样的脑回路，很魔性。

如果不是蠢到家，那就一定是坏透顶。

洋洋洒洒一番“高论”罢了，胡适更是如此写道：“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相信蒋介石看到此处，也要忍不住“娘稀皮”一下，不然都不知该以何种词汇来与胡适的话相配。

自古以来，汉奸从不认为自己是汉奸，并天然有着一种“为国家大义舍我其谁”的牺牲光荣感，秦桧之流莫不如此。

汉奸就是汉奸，没得洗。

我们总说蒋介石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他也与美苏等签订过卖国协议，但若把他与胡适的位置互换一下，让胡适得掌大权。

那不用提了，指不定我们今日之母语，就已经是满口流利的“抠你鸡娃”与“亚麻跌”了。

一个汉奸的养成，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胡适的这种卖国行径，自其青年时代就已开始。

一战期间，日、德在青岛大打出手，日本战胜之后强占山东，逼迫北洋政府接受屈辱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胡适反倒觉得，日本拿了山东，必然是为了做好事，会交还给中国：“次日人以青岛归我。”

在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声讨袁世凯的时候，胡适大赞袁世凯是“伟大的英雄”，并洋洋洒洒地写下《致留学界公函》，文中大骂那些爱国学生，称他们是理智失常的“爱国癫”。

国人将签订《二十一条》的日子拟定为“国耻日”，胡适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义。”

如此行为，是怎样一种性质？就好比在如今提出反对“9.3公祭日”一样。

无他，唯坏而已。

进入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胡适却始终坚称：“情愿亡国，绝不能对日作战。”

前线的士兵在卖命，后方的胡适在卖笑，不断游走于各处，游说将军们应向日本进行局部妥协：“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不管怎么说，日军挑衅也好，日军刻意制造事端也罢，胡适都是一个态度，绝不能开战。

他的这一个卖国观点，从日军侵略热河，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全面抗战，始终就没有变过。

写信予蒋介石献计送出东北，蒋介石没有理他，胡适便开始凭借着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各类场合制造舆论，宣扬自己所谓的“和平论”，并在上课时不断对学生们进行洗脑。

所以我们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思想上的不断灌输，潜移默化地去祸害人。

但显然，当时的学子们多有铮铮铁骨，迎着胡适的往往都是嘲讽的嘘声。

曾经的北大学子，后来的北大教师李祖萌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胡适宣扬三日亡国论受窘北大礼堂》，文中详细地描写了胡适大放厥词反被嘘的过程：

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卖弄着自己“抗战必亡国”的见识，台下嘘声大作，尴尬的胡适梗着脖子红着脸说道：“北大的学子是有理智的，如果你们是北大的学生，就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

此言一出，学生们的嘘声顿时就变成了叫骂声，就差没有冲上台去揍他，见势不妙的胡适抱头鼠窜，此后便很少在北大的公开场合里出现过。

他深深觉得，这些学生太浮躁，颇有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感觉，与他志同道合的应该是汪精卫、高宗武这样的人。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对于胡适来说，很合胃口，但显然汪精卫又实在被国人骂得太狠，于是胡适在日记中也如此记着：“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

卖国这种事情，自然会遭遇强大阻力，自然不被国人理解，所以汉奸们报团取暖、相互鼓舞打气，也属正常。

对同行们极富“古道热肠”的胡适，很快成为投降派的中坚力量，他将周佛海的洋房住宅取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小团体包括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陈立夫、梅思平等人，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每每在“低调俱乐部”的地下防空室躲避日军空袭，胡适众人往往都是抱头痛哭，以进行彻底的“忏悔与觉悟”，每哭一次，就更坚定一丝求和之心。

胡适有一句话，向来被标榜为“自由真理”之终极奥义。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然后，它就被许多公知奉为永恒之经典。

在全国抗战的关键节点，能够说出这种话的，是何居心不言而喻。

为什么要为了抗日而牺牲自身？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与自由，去成全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与解放？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能够说出这话的，难道不是极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么？

或许在胡适看来，就是日本人爱杀谁杀谁，反正又不杀我，谁死谁倒霉。

某种意义上来讲，必须承认胡适是个聪明人。

这样的聪明人有很多，且多数会活的很滋润，因为他们完全遵循着趋利避害的本心，他们极为擅长左右逢源，圆滑且世故，有奶便是娘。

若与这类人说到国家说到民族，他们大抵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不在乎，因为没有触碰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国家是谁？不认识。民族是谁？也不认识。

既然都不认识，那管那么多做什么？国家亡了民族灭了，大不了换个国家生活，大不了换个政府缴税，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么？完全没有。

所以在没有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只要不断他们财路，只要不碍他们自由，只要不使他们流血受伤，他们是不会在乎那么多的。

但是，正陷入艰苦卓绝全面抗战的中国，需要这样的聪明人么？

如果全都是这样的聪明人，人人怕死，人人避祸，人人争为太君带路保平安，又岂会有日后之胜利？

从这样的角度讲，彼时中国确实是“蠢人”太多。

有蠢到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子上、满门英烈的领袖，有蠢到艰辛抗日、死后腹中只有棉花树皮而没有一粒米的将军，有蠢到悍不畏死、以血肉之躯抵住侵略者钢铁洪流的战士，有蠢到宁愿一村人共同赴难、却始终不肯透露任何消息的老百姓……

以“自由”标榜自身的胡适，是怎样看待这些“蠢人”的？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的是，要是没有这些前仆后继的“蠢人”，中国就不是今日之中国。

当日军的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南京百姓之时，高呼“自由”的胡适在哪呢？

按他的逻辑，是否又要将日军的暴行，归罪于我们不割让东北、不承认伪满洲国？

这时候的胡适，早跑美国去了。

在汪精卫公然投日之后，胡适亦是千夫所指，他的投降言论可谓是民愤极大，程潜在国民党的最高层会议上，直接怒斥胡适为汉奸，司法院院长屈正说道：“应该逮捕胡适。”

但胡适显然极为左右逢源，他与日、美皆有联系，蒋介石亦需依靠他与日方美方进行联系，故而蒋介石将他派去了美国。

胡适去美国，实是带着重大使命的，就是要搬救兵，请求美国援助。

然狗行千里吃屎，胡适到了美国之后依然死性不改，并没有为中国的抗战积极奔走，而是到处宣扬着：“日军侵华皆因中日两国有仇，我们需要尽量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而非武装斗争，国内的某些政党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该对他们斩尽杀绝。”

1940年2月，在美国负责借款的陈光甫向胡适寻求帮助，由于战争借款需要美国参议院进行投票，陈光甫便想让胡适去与几位态度模棱两可的议员们谈谈，说服他们投赞成票。

胡适拒绝了陈光甫的请求，并向陈光甫透露，之前便有一些参议员表示愿在投票之前与他这个驻美大使提前沟通一下，商讨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问题，但他把人家给回绝掉了，理由也很简单：“帮不帮这是人家的自由，不想干涉他们的内政。”

这话听得陈光甫呆若木鸡，这胡适贵为大使，不帮着干点事也就算了，居然还帮倒忙？

没办法，人家是胡博士嘛，人家很忙的。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胡适更是不为抗战的事情操心，而是开始了全美讲学，顺便完成了他20余所大学博士学位的成就。

国内的什么打生打死，日军的什么三光政策，与他胡大博士何干？他一个学术明星，生活不知何其滋润呢。

国内的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胡大博士在美国吃好肉、喝好酒。

胡适有个嗜好，即喜欢大块吃肉，可计划供应的牛肉根本不够他吃，杨步伟便买马肉，每天做红烧马肉，多买的则是做成肉松让其带回下酒。

背负重任的胡适在美国呆了几年，没争取到援助，没给抗战出过力倒也罢了，还到处宣扬“不应抗战”的言论，气得蒋介石破口大骂，并在日记中写道：“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