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落荒而逃，随后，清政府承认战败。随后和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赔款的金额是各国战争损失总额，数额十分巨大，达4.5亿两白银。4.5两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全国人口大概4.5亿人，人均一两，而当时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大概10两银子而已。
清廷无法一次支付，于是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以清政府的关税和盐税作为抵押。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具体损失是各国自己报的，天知道他们有多少损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自己都觉得“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爱德蒙·詹姆士和明恩溥

爱德蒙·詹姆士是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他最先提出要吸引、组织更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于此同时，27岁就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明恩溥也给美国总统建言。明恩溥在山东传教28年，对中国和中国人非常了解，他的理念是“用恰当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

两位知名人士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认可，于是老罗斯福在国会发表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这样的说法是相当漂亮的，是本着帮助中国人的至高道德标准，可以理解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爱德蒙·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其实，这和日本侵华战争时说“要帮助中国人实现大东亚共荣”是一样的。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被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这样更隐形，效果虽慢，但是更彻底。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设立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所谓浮溢部分，意思是多收的战争赔款。因为赔款不是一次性支付的，各国都在中国设立了银行，比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各国银行每年都会巧立名目多要赔款。比如，清政府没钱赔款，这些银行再给清政府发放高利贷。
1911年初，利用庚子赔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美国和清政府协议：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到1924年6月美国累计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

但是请记住，这不是美国人的钱，而是美国人抢了我们的钱。就像一个强盗跑你家里，打了你的人，再抢了你的钱，然后抽出一张来，说：“去，买个糖吃吧。”
其实，美国不仅“援建”了清华大学，还在北京建了“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建立，也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所用花费也是战争赔款。
高晓松等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感谢美国人，感谢他们为我们建立了清华大学。现在的结果，并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只是时局变换，弄拙成巧罢了。

没有“文化自信”，“精神鸦片”还在起作用

美国不但在中国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还同时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比如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等。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胡适、竺可桢都是受惠于此。

其他各国看到美国的做法，也陆续利用战争赔款建立类似的学校，比如英国设立了“山西大学”，法国设立了中法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和印度不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完整国家，任何一个殖民者都吃不下去，而且殖民者之间也不允许有人独吞。于是，殖民者们大量引进中国留学生接受本国教育，灌输自己的思想并强化本国的文化影响，期望以此影响并控制中国。
这其实是文化侵略。
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乃至现在，很多国人还没有建立起“文化自信”，也就是这样的“精神鸦片”在起作用。
我们不否认这些现代教育体系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但也不能过度美化侵略者的行为。正视历史，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