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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说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应对中俄

帝国末路 admin 1个月前 (08-23) 36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8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就阿富汗局势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讲话。他毫不含糊地为自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强调美国的使命只是反恐,从来都不应该是国家建设。

拜登总统的话,难得地说出了一个真相:美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插手,从来不是为了建设那个地方而去的。“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擅长破坏,却对重建毫无兴趣,这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一项根本厄运。”事实上,当今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动乱,都不是“地方特产”,而是“美国制造”。

明明是世界乱源,却又迷之自信,美式价值的虚伪和扭曲,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实表现,可从三个层面审视分析。

其一是历史观的虚伪。天赋使命意识,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为此,美国自视为天下唯一的道义之邦,用自身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认为有义务和责任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广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学界、政界和外交界逐渐出现某种将二战胜利功劳都揽到自己头上的趋势。这种极端自我的历史观,既造就了美国今天的狂妄,也让美国四面树敌,给国际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霸权观的虚伪。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四处煽风点火,是一种典型的“霸权焦虑症”。近年来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调动各种资源服务其政治外交目标的能力受到限制。无奈之余,美国不得不开始由昔日的“积极霸权”转变为“消极霸权”,即由对自己领导世界的能力充满信心,转变为对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力不从心;由倾向于通过建立和维持世界秩序与和平提升国际地位,转变为倾向于通过扰乱和破坏世界秩序与和平保住现有地位;由不担心其他国家和地区赶上和超过自己,转变为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良好发展态势深感恐慌。美国人满世界挑动是非、制造混乱,实则是为了挑起零和博弈,坐收渔翁之利。

其三是价值观的虚伪。在冷战中,美国把为人厌恶尤其是被知识界所激烈批判的资本主义民主置换为“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这两个词很能俘获人心。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凭借自身强大实力,满世界进行意识形态推广。一些缺乏成熟社会科学体系的国家的精英阶层被这套说辞“洗脑”,自以为有了“自由民主”这种法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事实说明,这恰恰是美国人的文化圈套。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是代表着强大利益集团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通过文化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制造地缘政治上的混乱局面,美国就有机会炫耀武力,向海外派遣军队、搞军事扩张。

犹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2004年美国高调推出了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中东计划”,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内容。然而近20年过去,拜登总统一句话就甩脱了美国承诺的责任,这是典型的“始乱终弃”。凡是美国插手的地方,就有动荡和灾难,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的悲哀。

本周,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垮台,绝望的阿富汗人竭力想要逃离喀布尔。随着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阿富汗的这一恐怖画面显示出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真相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到来了。导致美国虚弱和衰落的长期因素更多来自于国内而非国外。美国仍会在未来数年保持其大国地位,但它到底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它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7-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霸权独占鳌头还不到20年。那时的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权力领域都占有优势。它最狂妄的时刻出现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当时它不仅想要改造阿富汗(两年前入侵)和伊拉克,而且还想改造整个中东地区。

正如它低估了本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对全球金融的影响,它也高估了军事实力对政治的影响,以为单凭武力就可以引发重大政治变革。历经十载,美军深陷在两场游击战中无法自拔。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运动引发了严重的不平等,而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更使这种不平等雪上加霜。

这一时期的单极化程度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此后整个世界逐渐恢复到一个更为正常的多极化状态,中国、俄罗斯、印度、欧洲和其他权力中心从美国手里拿走了部分权力。阿富汗可能最终不会对地缘政治造成太大的影响。美国在1975年撤出越南,这一提早出现的耻辱性失败并没有击垮美国,它很快就在十年后重回巅峰,现在正与越南一道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美国仍掌握着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经济和文化优势。

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其国内形势:美国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和堕胎等传统政策议题,但此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文化认同的激烈斗争。认为自己被精英集团边缘化的人群要求得到承认。我在30年前就认定这是现代民主的一个致命弱点。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严重的外部威胁,如全球疫情,应该成为团结民众共同奋斗的机会。但新冠肺炎危机却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以及现在的接种疫苗都不再被视为是单纯的公共卫生措施,而是划分不同群体的政治标识。

从体育比赛到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美国人要购买不同品牌的商品,类似的冲突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后民权时代,美国作为多种族的民主国家,其引以为傲的公民认同已被叙事分歧所取代,即1619年叙事对抗1776年叙事,两大叙事的区别在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还是建立在争取自由之上。这场冲突发展到对立双方各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现实,即2020年11月的选举要么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要么是一场产生非法选举结果的大规模欺诈。

从冷战到21世纪初,美国精英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美国要引领全球政治。磨人而又似乎永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许多美国人厌恶类似中东这样的麻烦地区,而且也使他们不愿再卷入一般性的国际事务。

两极分化还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持鹰派立场,指责民主党人想要“重置”美俄关系并对俄总统普京抱有天真的幻想。后来,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拥抱普京,扭转了这一局面。如今,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还大。属于保守派阵营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前往布达佩斯,向匈牙利的威权派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表达敬意。说“拥有自由主义者”(右翼分子的流行语,为了“激怒左翼”)之类的俏皮话比捍卫民主价值观更重要。

在中国问题上,两党的共识更加明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但共识也就到此为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考验来自于台湾而非阿富汗,即如果台湾地区受到中国的直接攻击,美国要怎么办。美国是否愿意为了该岛的独立而牺牲本国人民的生命?或者,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会冒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严峻问题,但各方可能都会戴着党派斗争的有色眼镜去进行一场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

两极分化已经损害到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更不用说未来的上述考验。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即美国制度和社会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现已大大减弱:我们已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运转良好,或者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美国的党同伐异和功能失调。成熟民主的标志是国家权力能在选举后和平移交,而我国并没有在1月6日通过这次民主测试。

执政七个月来,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败笔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阿富汗的迅速崩溃。无论这么说有多不体面,但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个明智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拜登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应对以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更大挑战,撤军是必要的。我希望他是认真的。巴拉克•奥巴马从未成功地“转向”亚洲,因为美国一直在专心平息中东的乱局。本届政府需要转移资源和注意力以团结盟友遏制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其早先的霸权地位,它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想法。它所能怀有的期望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它在喀布尔采取什么样的短期行动,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在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和树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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